访谈 | 百年农史研究访谈：曹幸穗研究员谈南农现象

中国教育史上，曾出现过一种奇特的现象，时人称之“南农现象”，即以理工类为主的南京农业大学培养出了众多为人熟知的人文学者，例如曹幸穗、王思明、盛邦跃、萧正洪、王建革、王利华、樊志民、曹树基、吴滔等。这一现象曾引起教育部的重点关注，而作为“南农现象”的亲历者，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南农现象”及其产生的背景？在前来调研的教育部工作人员面前，时任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的曹幸穗教授阐述了南农人才培养的三个原则。

曹幸穗教授：我在南京农业大学担任系主任时，南京农业大学成功地缔造了“南农现象”，使一所主要培养农学专家的高校涌现出了众多在人文学科上有卓越表现的学者，他们之后也进入到国内许多综合性大学工作，取得了不斐的学术成绩，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非常奇特的现象。比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江学者邱泽奇、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创系主任曹树基、陕西师范大学原副校长萧正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志民、南开大学长江学者王利华、复旦大学王建革、中山大学吴滔等。教育部学位办曾特意前来咨询“南农现象”。我回应教育部学位办南农培养人才所坚持的三条原则。

第一，因材施教，一人一教，一人一策。每一个学生都有专门的教育方案，我们会事先询问学生之前所学专业，以后计划从事的研究方向，导师会根据其基本情况设计、安排课程。这是我们培养出的学生能够任教综合大学最重要的原因。以我为例，我毕业于农业院校，我的导师李长年先生相信我应具备一定的农学知识，但缺少文史素养。所以我被李先生专门送往南京大学学习了三个学期的文史课程，并将户口迁至南京大学，要求我与南大同学一样培养，学习期间不准返校，每年按时汇报考试成绩，再选新课。李先生反复叮嘱：本科生要上的课程、考试也要参加，不要以为你是个博士生就可以偷懒。我那时候已经三十岁，还要和本科生一样站起来背诵古文。这就是南农“一人一策”的教学模式。

第二，夯实专业基础。我的导师李长年先生认为选课程比写论文重要，因为课程知识将受益终身，而论文撰写是以课程知识为基础，因此年轻时应将基础筑牢。就要多选课程，拓展知识结构，以多元视角看待问题。同时在论文选题时，也一定要选该类题目。经由此种培养策略的深度磨练，学生在数年间将显著增强其专业基础。虽有观点认为我们因幸运而招得高智商学生，进而培育出众多杰出人才。但实际上，他们的成就更多归功于南农的特有培养方法。

第三，论文课题。李长年先生曾形象地比喻自己的三种选题方案。第一种选题模式像一把展开的扇子。李先生主张学生的研究选题应呈扇形展开。想象当传统扇子被展开，它始于扇柄的原点并向外辐射。同样，学生的初步研究选题应当从一个核心出发，随后逐渐构建其各部分，如同扇骨上添布，形成一个完整的扇面。他认为，完成一个研究只是开始，接下来应从中发掘新的问题并逐一解决。这样，你的研究就会如同扇子，呈现辐射形态。尽管李先生提供了三种研究方法，但他更偏向于扇形法。第二种方法如同一个“圆”，它是封闭的，指向一个领域的深入研究而不涉及其他领域，但所有研究仍应相关联。李先生建议学生尽量避免这种选题。那这种“圆”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呢？这就是第三种选题，适合集体研究，如研究所启动的一个大型课题，虽然每位学者的部分可能是局限的，但当这些部分整合在一起时，其涵盖面就非常广泛。总之，李先生主张使用扇形选题法来培养学生，使他们在毕业后可以基于自己的论文选题不断延伸研究。

因为因材施教、夯实基础、扇形选题法的培养模式，开启了他们未来的发展道路，也正是通过这样一种人才培养模式，许多南农学子在进入综合性大学后，迅速成为学术骨干或知名学者。

这些具有相近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的学者在进入南农学习或者工作时，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看似充满机缘与偶然，但一段段与农史结缘的故事，其实源自学者对农学纯粹的热爱与执着的追求。

曹幸穗教授：我于1981年底完成了本科学业。当时，国家正大力推广研究生教育，于是我决定追随时代的潮流尝试报考。选择南农其实是一个意外的巧合。在那个年代，我们获取研究生招生信息的唯一途径是亲自前往省招生办阅读那唯一的招生简章，这与现今的信息丰富的报考方式形成鲜明对比。记得那天，我与四位同学一同前往招生办。我当时心中已有决定，计划报考华南农业大学的水稻育种专业，因为这既是我的本科专业，同时我的学术成果也相当出色。但当我填写完报考信息后，在与同学们的交谈中得知中国农科院竟然有农史专业的研究生招生，我被这一信息深深吸引，并在一时的冲动与好奇心驱使下，更改了我的报考选择，决定进入农遗室深造。

因为农业史专业需要考查五门课程，即《古代汉语》《中国通史》《农学概论》以及外语、政治。我分析后认为它的招生科目设置包括了文理两类课程：一是文史专业，考查《古代汉语》和《中国通史》；另一个是理科专业，考查《农学概论》，这门课在一般历史系是不可能考的，因为它涉及理科的很多知识。这种考试模式对毕业于农业院校的我有一定优势，在农学里我的文史功底比较好，而在文史学里别人的农学又肯定考不过我，所以我比较有自信。于是我把表格要回再重新填写，临时决定改报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两次填写的时间间隔只有短短的五分钟，但就是这五分钟做出的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虽然广西只有我一个人报考，但全国也只招一个人。就在焦急等待三个月后，考试结果出来了，我真被录取了！

当时我们单位是中国农科院和南京农业大学联合创办的，所以考上之后先在北京学习了一门基础课，然后才到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去做研究。我的导师李长年先生对我们几个学生的培养是真正地因材施教，而这也是我们研究生培养计划的特色。比如我来自农学院，原本没有系统学习过文史知识，所以他就直接把我送到南京大学去补修文史的课程。于是我就在南京大学选修了《古代汉语》《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法律史》等课程，这对我后来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帮助作用，成为我学术生涯里的一个明显优势。这个优势就是我既有历史学的研究基础，又有农学的研究基础，所以当我在跟历史系的学人讨论农业史的时候，我能够把理科的知识运用其中，而历史系的人却做不到；相反，我与农学系的学人讨论农业的发展史和科技史的时候，因为我有历史学的背景，所以我也明显比他们有优势。而萧正洪、曹树基来自历史专业，所以李先生就要求他们必须和农学院的本科生一起上课，后来他们都选了十门以上农学院的课程。之所以日后他们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里取得很好的成就，这和他们在南农接受初期的学科训练有很大关系。我的导师非常严格，要求我们即便是跟本科生一起上课，也必须跟他们一块参加考试，只有考试合格了才可以通过。曹树基学文科出身，他就需要跟大学生一起做实验，比如去学显微镜怎么使用等，严格按照大学生的训练标准来完成。经过这样的训练，你不只是懂得了这方面的知识，而且还接受了理科思维的训练。理科有非常严格的逻辑关系和条件关系，它与文科的思维不一样，例如做学问要用到要素分析法以及过程分析法，这些都是理科的方法，文科是没有的。

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于这些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成为农业文化研究的重要工作，进行了许多颇有意义的探索，如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构建“三农”发展战略等，而这些重大决策的背后，我们都会看到曹幸穗教授的身影。曹教授作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农业史博士，积极为顶层设计建言献策，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观点悉数为政府采纳。曹幸穗教授则认为这些成绩都离不开导师李长年先生的教导。

曹幸穗教授：我的硕士研究聚焦于《中国盐碱地改良史》。当时，鉴于国家正在对黄淮海平原的盐碱地进行改良，我负责历史部分的研究，并以此为论文题目。此篇研究后被收录在农业出版社的《北方旱地农业》中。当我刚入学时，我所在的单位仅有硕士研究生的资格，没有博士。但在我攻读硕士期间，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正策划申请一批新的博士项目。遗憾的是，因为所与所竞争激烈，我们的农史学专业并未被列入新一批博士项目的计划之中。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决定将农史学的博士项目从中国农科院转移到南京农业大学。经过双方高层的协商，我们的申请得到了批准。南京农业大学随后向教育部申报了农史学博士项目，并很快得到了批复。

我刚完成硕士学业时，考虑到我在硕士项目中的经验和成果，我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我博士研究期间，由于我的导师主攻土地管理，技术研究并不是他的专长。他建议我转向农村社会经济史。恰逢我们学校图书馆新收到一系列日本人的农村调查报告。我在整理这些报告时，发现其中包含了许多有研究价值的资料，这使我成为了国内首位使用“满铁”资料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深入研究后，我注意到这些报告中对中国乡村，尤其是苏南地区的调查十分详实。于是，我决定将我的博士研究定位为“苏南农家经济”。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导师对我提出了两大要求：第一是要有创新，导师常提到“草鞋”说：即使你在编草鞋，也要把知识给编进去。意在强调即使在做最简单的事情，也需要嵌入创新元素。第二是现实关怀，研究必须与现实情境相结合。正值我撰写博士论文时，我国正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着从人民公社向家庭农场的转变。尽管现代农业的普遍趋势是生产规模的集中化和扩大，但当时的政策方向与此相反。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决定深入研究这一现象。通过对苏南资料的深入分析，我尝试探索在相同的生产技术条件下，不同规模的家庭农场带来的经济效益如何。我的研究结论是：规模越大，效益越好。这一发现与普遍的观念相悖。理论上，家中土地少的农民应该更精细地耕作，以获取更高的产量。但我的研究表明，尽管土地质量好，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往往产量低、效益差。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提出了“农业生产副业化”的观点。简而言之，当农场规模过小，仅靠农业收入无法维持家庭生计时，农民会转向非农产业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这样，农业便不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导致农业生产变得粗放，甚至将土地转让他人。20世纪30年代，上海等地的非农工作机会吸引了大量农民，这与当今的农民工涌向城市现象类似。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不应低于其基本生活需求。如果低于这一基线，农民可能不再注重农业生产，即使给予其质量上乘的土地，也难以引起其耕种的兴趣。因为无论如何，这块土地的产出都不能满足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

在我博士研究期间，除了提出农村家庭农场的规模效应和农业生产副业化观点，我还提出了第三个重要的观点——“乡村副业”。这个观点指的是农民除了从事农业活动之外，还涉足其他行业，如成为小商贩或工人。当农民普遍建业化，他们往往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非农业活动中，导致新农业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受到阻碍。例如，农民可能更愿意去学习某种手艺或技术，而不再关注农业技术的更新。

这三个观点在当时确实相当前卫和震撼，使得我在学术界迅速崭露头角。尽管我的博士论文当时尚未正式发表，但在答辩环节，论文内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事实上，江苏省社科联决定授予我的论文“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这不仅是对我的研究成果的认可，也意味着这些观点将被写入政府文件中。为了避免出版的长时间等待，江苏省特此为我的论文稿本授奖，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特例。在他们的政策文件中，引用了我的研究内容，强调农村要发展乡村工业，防止规模过小，农民应离土不离乡，不应再涌向大城市打工。

当时，北京大学的姚洋老师，一个刚从美国归来、非常受到尊敬的学者，迫切地想要与我交流。他在美国时，对我的论文非常关注，并为此组织过几次小规模讨论。他们团队有几个主要的疑问：尽管我的简历显示我没有经济学的专业背景，但我的研究与经济学理论高度契合，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奇怪。我并没有在西方接受教育，而且论文中没有引用任何英文资料，但我的研究结构和论证方式与美国的学术写作风格极为相似。我引用了日本的资料来完成我的研究，这在当时的政治和学术背景下并没有引起任何争议，这也让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面对姚洋老师的这三点疑问，我逐一给予了解答，确保我的研究观点和方法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和辩护。

首先，经济学背景方面，尽管我的个人简历中没有经济学的专业背景，但我在博士研究期间所在的学校的农业经济系是国内领先的。在此期间，我选修了许多农业经济学课程，因此事实上，我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只是这些经历并未被正式记录在我的档案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经济学的研究毫无了解。

其次，为什么我没去留过学，写的文章思路却跟美国人很相似呢？因为具有美国式学术思维，我的导师李长年先生，曾是威斯康星大学的留学生，他也是姚洋老师的师兄。李先生原本是金陵大学的学生，而金陵大学的教育方式深受美国的影响。在他的指导下，我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美国式的学术研究训练，从而在写作论文时呈现出与美国学者相似的逻辑结构和思维方式。

最后，使用“满铁”调查资料，我在使用这些日本调查资料之前，在论文的开头已经明确指出了该资料的特性：调查团队由日本的专业学者组成，其中很多是京都大学或东京大学的专家。从学术角度看，这是一份规范的乡村调查报告。

由于这些资料被视为情报，其内容相对客观和真实，因为情报工作首要考虑的是真实性。在利用这些资料时，我仅使用了其中的数据，并没有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表示支持。我的目的仅是通过这些情报数据来真实地还原那个时代的农村情况。基于上述理由，国内的政府和学术界可以接受我使用这些资料。事实上，姚洋老师后来还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发表了评价我的论文的文章，而我也撰写了一篇文章回应他的观点。这就是我对姚洋老师提出的三点疑问的详细回应。

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上，意外地为我带来了一次出奇的曝光。我本身并不是学会的会员，所以在年会中有关我论文的讨论并未通知到我。很有趣的是，我的论文在学会中引起了广泛关注。钟甫宁教授，一位北大的学会成员，也是我们学校的同事，他当晚就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在那个讨论会上，有超过一百位学者在讨论我的论文，但他们中，除了钟教授，没有其他人知道我是谁。这意味着我的博士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如今多所大学已将我的博士论文列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必读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南京大学、以及台湾的成功大学等，都曾联系我，请求获得复印我的论文的权利，以供其研究生阅读，因为现如今市面上已经难以找到这篇论文。

我在完成这篇论文后，逐渐在学术界站稳了脚跟，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荣誉。我博士刚毕业，便被选为江苏省政协委员，这无疑是对我学术价值的认可，同时也肯定了我对农村发展的贡献。几年后，我在1996年被调至北京，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一直服役至退休。这与常规的一至两届任期不同。为什么我能够连续任职如此长时间呢？当国家在制定农村政策时，有必要加入历史学者的视角。因此，我因研究背景得以持续服务。在最近的二十年中，我深度参与了许多农村发展政策的研究，并提交了多项建议和提案，这一切与我当初的学位论文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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